内圣外王,当然应该是先内圣后外王,而道统与治统,也应该是前者决定后者。这里的认同标准其实与华夷之辨类似,都是基于文化、道德而非血统、家世,应该说在古代是比较先进的。
但是这毕竟只是理想。
儒家大力美化、推崇尧舜三代,并认为它们是道统兼治统的时代,而三代以下,道统一直是与治统相分离的。
但是事实上儒家从来没有真正的决定过治统的归属。同样,儒家的圣人没有跑去当皇帝不要紧,问题是他们也从未拥有过足够的力量去施行王道。反而是道统经常向治统屈服,内圣为“外王”所不容。
但是,有漏洞和不正确是两码事,辩不过也不能证明是错的。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这种较量本身就是极为不公平的。
而功利的思想,其实也早就占据了统治者的脑海里。
“黄金屋、颜如玉、万钟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真是什么人都不愁从中找到依据啊。
如果将孔子学说限定在十三经以及由十三经衍生出来的各路注疏解说,从而确定儒家思想的范围,想必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
这里面儒家学说的天下观,君臣观,善恶观,人性观,在各位儒子儒孙的解释和书中都有长篇累牍的说明,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成为儒家的所谓圣人,所谓格物致知的完人。
然而,这并不是儒家思想的本质,实际上儒家思想的本质是——权力的游戏,是封建社会奴隶社会的君权和臣权的斗争,是服务于王和士大夫之间权力角力的政治工具。故而,总体而言,儒家孔子学说鼓吹等级制,鼓吹孝道,因为他们深刻意识到社会本质上是一个等级社会。
一方面他们意识到除了社会最顶级的君王,他们就是整个社会的最大的资源拥有者和分配者,这就意味着只要能够将君王也能笼络到这样一种体系当中,那么整个社会制度和秩序乃至军队和权力就将是他们利益的保证工具。
在这样一种格局下,他们认为民众就是一种奴隶,他们认为只有士大夫阶层和以上才算是人,君子和小人,也是这样一种思维,这个社会就形成了传统中国的二元结构官与民。
为了维护这样一种结构的稳定,必然地一种学说乃至于精神统治工具就被选择了出来,这种工具可以对底层广大不能算是人的奴隶阶层进行催眠,同样这种工具对于同级士大夫阶层产生挤出和净化效应,而且可以对最顶层的君王产生一定程度的制约。
其外在表现就是士大夫阶层的权力斗争,和皇权王权的斗争,相互之间的权力斗争,而在思想领域则是团结一致地表现为,对于违反儒家思想孔子学说的,一律抹黑,对于提倡和促进儒家思想的一律予以褒扬,所以他们占据了传统世界的话语权。
于是,秦始皇成为了暴君代言人,基佬刘秀成了圣人皇帝,项羽亡于扯淡的不仁义,刘邦对于儒家前倨后恭的态度,最终还是成为儒家的保护人,篡权的改革家王莽成为批判对象,因为他违反了儒家的秩序,造反挑战等级,是不被鼓励和受到制约的,所谓孔子制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然而事实却是,乱臣贼子从来都不惧!
儒家思想的失败是无法控制士大夫阶层的扩张最终导致了社会的崩溃!
通常一个社会的崩溃取决于三方面的力量,外敌入侵;内部权争导致利益不均使得财富集中于少数士大夫阶层;人口扩大压力社会无法承载,使得为了生存权来自于底层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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