缴纳户税,若经商做贾,则按规定缴纳工商税便是。”



法律层面等,一视同仁。



不论是贵族还是官员,又或是地主、富商,在这个新出的主客专法下,都全部丧失对那些部曲、佃户们的控制权了。



魏征忍不住问,“我不明白卫公为何要弄出这样一个新法来?难道卫公不知道,华夏自古为农耕文明,士人治理天下,农人耕种土地,各司其职,这才是最稳固的吗?若是过于重视工商,必然会失衡。而如果放纵兼并,则更加后患无穷,将导致天下大乱!”



秦琅笑笑。



魏征这种观念,是古代许多士人的想法,也是一种古典的小农经济思想,认为重农抑商,最有利于加强控制,有利于安稳。



穷不要紧,只要大家都穷,就稳了。



而抑制工商,很多时间是为了防御贵族豪强与工商的合流,一旦政治和资本再挂沟,以儒家治天下的王朝,就更加难以控制了。



把绝大多数的百姓控制在土地上,甚至禁锢在乡里,这就是皇帝和儒家士大夫们的理想天下,他们甚至还总幻想着恢复到先秦时的井田制度呢。



所谓井田制度,就是把一块地分成九块,每块百亩,然后八丁各耕种边上一块百亩地,中间那块百亩就是朝廷的地,这八丁耕种自己的土地之余,还要合力为朝廷耕种那一百亩地,收获后,中间那块地所得就是朝廷所有,相当于百姓为朝廷服役纳税了。



朝廷以这些公田收入为财政,供应宫廷皇室,朝廷百官,然后以府兵制为军制,闲时为民战时为兵,朝廷也不需要额外再出军费,想象是很美好的。



可是时代在前进,儒家许多人却还总幻想着复古几千年前的制度,无疑就是迂腐了。



不汉是秦朝的军功爵制度,还是汉代的抑兼并打击豪强制度,其实都证明了一点,那就是土地政策这块,其实各朝都很失败,这些王朝的败亡,归根到底,也是土地制度的问题。



而到了魏晋南北朝以来,士族豪强并起,庄园部曲制度盛行,走向了另一条路,形成了无数的门阀士族,中央朝廷控制力大减,结果就是战乱不断,混乱三百年。



隋重新一统天下,改进均田法,行府兵制,推租庸调税法,在统一之初,确实有这个条件,但是经历短暂的开皇盛世之后,才二三十年就已经推行不下去了。隋朝的灭亡虽然有许多条件,但国家制度设计之初的巨大的问题,还是葬送大隋的关键。



别说杨广昏君,就算杨广再强,爆发这样系统性的巨大危机后,也很难撑过去,况且杨广还是个很有野心的皇帝,他的野心加剧了这个危机,于是诸多问题堆在一起后,最终杨广亡国了,成了大昏君。



部曲和奴隶制度,其实正是壮大士族门阀,成就豪强世纪的根本。



可魏征等人却只看到了门阀豪强兼并成风,却没看到兼并其实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士族豪强们跟朝廷抢夺人口。



大量失地的人因为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沦为了贵族豪强们的附庸仆人,人身自由等都被地主豪强们控制,这才是最可怕的。



而在过去的制度下,入籍的百姓才能成为课户,再加上贵族官员等不课户的特权,结果就是天下人口众多,可朝廷真正能征税,能征役的百姓却是少之又少,国家的负担最后都落到了数量很少的百姓头上,他们承担了太重不该承担的负担,于是历史上,在初唐之后,无数的课户开始成为逃户,国家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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