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光则成了反对派。



一般而言,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富国的措施包括青苗法、免役法等,强兵包括保甲法、将兵法等。



在变法初期,这些政策的确对大宋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使得国库充盈、对外战争胜利,国家开疆拓土。



但在农业社会的宋朝,国民经济是相对稳定的,国家一旦富了,那就意味着地主阶级和百姓穷了。



因此,变法从实行的那一刻起,就遭到了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在这些人的煽动下,民间非议极大。



为了平复民怨,宋神宗将王安石等变法官员贬官背锅,抛开变法派,亲自掌舵继续推行变法。但后期由于对外战争的失利,导致国家损失了几十万将士后,宋神宗大为受挫,最终英年早逝。



在后世的认知里,这次变法是完全失败的,因为在教ke书里是这样记载的:公元一零七六年王安石罢相,宋神宗依旧坚持变法,但却举步维艰,直到三十八岁去世,其后八岁的宋哲宗赵煦继位,高太后认命司马光为相,尽废新法,史称元祐更化。



在高太后的主导下,司马光等人致力于恢复祖宗旧制,前后历时九年,此一时期改革派人士几乎全招贬职。蔡确、章惇等被贬至岭南,开启北宋贬官至岭南的先例,以及党争的先河。



可书里却没写,在高太后过世后,十六岁的宋哲宗在元佑九年亲政,重新任用章惇为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恢复宋神宗的新法,史称“绍述”,意为继承,曾布用为翰林学士,张商英进用为右正言。



章惇当政期间,对元祐诸臣大肆报复,以“抵毁先帝、变易法度”的罪名,剥夺了司马光、吕公著的赠谥,绝大部分的旧党党人都被放逐,贬到岭南等蛮荒地区,又企图追废高太后,为哲宗所止。



到了宋徽宗时期,为了调和两党之争,赵佶将章惇以罪贬逐于外,改用韩忠彦、曾布为相,试图补救一番。



当然,在贬斥章惇这件事上,徽宗赵佶报复的可能性更大,只因在宋哲宗去世无子的情况下,选择大宋后继之君时,向太后属意当时还是端王的赵佶,而章惇则大力反对,他给出的意见是,“端王轻佻,望之不似人君。”



因此,赵佶登基后,完全有动机报复章惇。



可即使如此,有一点却是无可争议的,那就是徽宗赵佶也是变法派,他在位时力图恢复父兄的新政。像大名鼎鼎的奸相蔡京,便是新党中人。



只不过遗憾的是,此时新旧两党的矛盾,已是不可调和。再有就是,蔡京私心过重,与宦官童贯等人勾结,立“元祐党籍碑”,将司马光等人一一定为奸党。



这便使得赵佶在位期间,非但没能压下两党之争,反而使得两派斗争愈发激烈,加速了北宋的亡国。



但有一个事实,后世却没人提起,那就是在哲宗、徽宗时,二人逐步恢复了免役法、保甲法、青苗法等王安石变法的举措。



也就是说,从宋神宗开始变法到靖康之变,北宋灭亡的这四十年间,有大部分时间北宋实行的就是王安石变法。



如此,又岂能说王安石变法是失败的?



后世不提“王安石变法导致北宋灭亡”这一观点,是由于其变法内容符合是时代潮流,比较先进的,像民国时期实行的保甲制,便是参考了王安石的保甲法。



俗话说的好,领先一步是先驱,领先十步要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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