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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伯努利,也就是尼古拉的弟弟负责研究哥哥提出的这个问题,并在彼得堡的科学杂志社发表,从此这个问题就以彼得堡悖论而著称。



基于当时的理解,游戏若是公平的,a的赌注应该等于他所赢得的数学期望,这是个无限大的数,因此a必须预付无限多的钱给b。



这显然是荒谬的,没有任何一个理性的人愿意预付很多钱参加这种游戏,a往往只需要预付比较少的参加费,就可以使得这个游戏是“公平”的。



期望是这个问题的核心,丹尼尔·伯努利提出要区分两种期望,一种是“数学期望”,一种是“道德期望”。



人都是厌恶风险的,乔治安娜还添加一条,如果农民不还债,会强制执行。她有个前提,是“丰收”后不还债的。人质法也有条件,执行的时候变成什么样了?



拉普拉斯用“先验概率有偏差产生的影响”,让那些想收“参加费”的法国财政部官员们闭上了嘴,他用的就是投掷硬币的例子。



接着就有了“贸易农民”和“非贸易农民”的概念,农民土地有了出产,拿到镇上去卖难道不算从事贸易了么?



买卖少不了讨价还价,非贸易农民用法语的表示就是“不讨价还价的人”,这种人吃亏了他通常都是闷着,等卡图什来了,他要么加入、要么包庇。波拿巴的敕令下达后,这种人不还钱,放高利贷的只能自己去想办法让他还钱。



进入农村,尤其是法国农村,就完全不一样了,推行圈地运动的亚瑟·杨差点被吊死,农民才不管什么马拉的犁有多先进。



法国大革命农村没乱,当时就有人怀疑乔治安娜是英国间谍,看她想出的“毒计”,差点害了法国。



她将拆掉的大夏特来监狱改名成夏特来歌剧院,纪念伏尔泰的情妇夏特来夫人,而不是如方丹说的冠上自己的名字,她的脸皮还没有那么厚。



她以前想做女版梅林,现在已经不想了,能不再闯祸就已经够了。



于是她重新坐起来,觉得自己还是老老实实和波琳娜沿着原本的路线去意大利玩,她改变不了任何事,不论是现实里的还是梦里的。



….



阿不思和格林德沃都曾想过改变世界,可是阿不思最后放弃了那个梦,回去教书了。



但他还是没有看破“名”,和大多数男人一样,想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拉普拉斯也不是什么圣人,他是少数能在这个时候自由出版自己作品的人,他这时候靠近乔治安娜多半是有所图谋……



门口传来了敲门声。



“夫人,大卫先生来了。”奥莎娜说。



她站了起来,打开门离开了卧室。



其实,她可以不用活得那么累的。



她看着走廊的窗外,虽然现在的塞纳河和20世纪比脏很多,还是有人在河上泛舟游玩。



20世纪时她看到有女孩打扮的漂漂亮亮,在船上餐厅和人约会,而不是偷了餐厅里的食物,跑到维克多雨果的故居去吃晚饭。



西弗勒斯拯救了那次约会,在无声的音乐里和她起舞。



她其实可以当自己聋了,不去听外面说的那些,就可以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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