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优待的士卒如果战死则会影响自身的利益，因此战斗力不强，是“危国之兵“。
只有秦国将士有功既赏爵位，又益田宅、庶子，可以成为军功地主，如果不断立功，还可以不断受赏，直至获得高官厚禄，所以能“最为众强长久“，“四世有胜“。
军功爵制与旧的“爵禄“制度也有本质上的不同；《孟子·万章下》中，周代的“班爵禄“制度分为两级：天子所班是“公、侯、伯、子、男“，诸侯所班是“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
这种“爵禄“制度实质上是分封制的一个内容，虽然在诸侯和卿大夫有功时，天子和诸侯也有因功行赏的“分职、授政、任功“等赏赐形式，但在这种爵禄制度中始终贯彻一条“亲亲尊尊“的原则。
这就使得军功不可能完全与爵禄统一起来，而且依军功班爵禄的范围也十分有限，只能在少数奴隶主贵族中进行，同时随之而来的就是对于所赐爵禄的世袭。
换句话说，这种因军功或事功而获得的采邑爵禄最终仍表现为卿大夫的“世卿世禄“制度。
但是，在新的军功爵制中，“亲亲尊尊“的原则已为“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的原则所取代。
在量功录入时坚持以“功“为主要标准，是“见功而行赏，因能而授官“。
在新的军功爵制下，即使贵如赵国的长安君，“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也要再立新功；“犹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
由于军功爵在原则上排斥血缘宗法关系，所以赏赐的范围远较以前扩大了，不再局限于少数奴隶主贵族，所有参战的将吏、士卒，只要立有军功，都在赏功酬劳之列。
军功爵制的爵秩也由原来的“卿、大夫、士“等少数级制扩大到自“公士、上造“直到“关内侯“、“彻侯“等二十余级。
如果说春秋以前的爵禄制度是一种贵族制度，那么战国时的军功爵制则为庶民入仕提供了方便条件。
《盐铁论·险固》篇说：“庶人之有爵禄，非升平之兴，盖自战国始也。“正道出了春秋、战国两个历史时期爵禄制度的根本不同。
新的军功爵制造就了一批爵禄及身而止，不再传给子孙的新官僚和一批军功地主，所以它不但是新的封建军事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又是新的封建官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战国时期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著名将、相，大多已不是出身于旧贵族，而是出身于微贱者了。
如著名军事家孙膑是刑徒，吴起是游仕；名将白起、王翦是平民，赵奢是田部吏；名相蔺相如是宦者舍人，李斯是郡小吏；其他如苏秦、张仪、陈轸、范雎、蔡泽等，不是鄙人，就是贫人，从而开了秦汉以后的“布衣将相之局“；这在客观上，对于旧的“世卿世禄“制度和宗法制的瓦解，也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而今，两汉数百年的延续，军功爵制也在汉初之后，逐渐废弃，代之的是士族阶层，和数百年前的旧贵族体系却是没多大差别，甚至，因为华夏一统，这士族阶层没有了国别，反而更容易联合在一起。
在魏国诞生出了“九品中正制”这个门阀士族延续力量的制度；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到了东汉末年，其实已为门阀士族所操纵和利用，他们左右了当时的乡闾舆论，致使寒门再无上升途径。
而后魏帝曹丕采纳魏尚书令陈群的意见，开始了九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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