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大区别的。



自从成吉思汗创建蒙古帝国后,彪悍的蒙古铁骑就像狂风一般席卷了整个世界。



但必须得承认,当时的蒙古帝国除了能打仗,文化建设实在是不值一提;别说高等级的文明特征,就连文字都没有,宗教也停留在杀生祭祀的原始阶段。



因此,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几乎征服全世界的蒙古人,在世界各地被当地文化同化。



进入中原的蒙古族接受了汉文化,中亚的蒙古族信仰了本地宗教,而接触了藏族之后,大量蒙古人开始转信了藏传佛教。



作为第一次蒙藏合流的标志性事件,便是阔端与萨迦班智达(萨迦派,俗称花教)的凉州会盟。



但必须要注意一点,元朝被重新撵到草原牧马之后,蒙古人的宗教系统退化了,重新回到了原始的萨满教阶段。



直到明神宗万历六年,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和俺达汗的“青海之晤”后,蒙古族才又重新拾起已被遗忘的藏传佛教。



这就是为什么,蒙古地区大多数人信奉黄教(格鲁派)而不是萨迦派的原因;要知道凉州会盟时,这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叫格鲁派的教派存在。



随着俺达汗对藏传佛教的推崇,大量蒙古人成了佛教信徒,尤其是《阿勒坦汗法典》、《喀尔喀·卫拉特法典》的颁布,从律法上约定了佛教的国教地位。



法典不但规定了僧人的来源:“十人中必有一人献身于佛,但此人的亲戚可用牲畜赎回献身者,是王公则出牲畜五头,是平民则出牲畜三头”。



还详细规定了僧人的特权,“向喇嘛及班第(上层喇嘛的徒众)征用大车者,处以母牛一头的财产刑,将献佛之马用于运输贱役者,处以马一匹的财产刑”、“掠夺僧侣所属爱马克者,处以铠甲百领、驼百只、牛千头之财产刑”。



但有意思的是,几十年过去后,并没有证据表明,蒙古地区的人口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因此,清王朝只是借助宗教的手段来消磨蒙古人,而不是仅凭这一招就化解了蒙古人的威胁。



但公允的说,佛教的繁盛确实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清王朝初年,各部统计的蒙古族人口约为216万人,到了清末,仅剩下171万人。



要知道,当时清朝整体人口呈现爆发式的增长,唯独蒙、藏这两个佛教繁盛的地区人口增长停滞。



藏地生存环境比较恶劣,人口增长历来都比中原缓慢,但蒙古地区则呈现大幅下降的趋势。



大量的僧伽阶层确实对蒙古的社会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止于人口的减少,还在于寺院供养也是对社会财富的集中再分配;可惜这种分配,越来越呈现向少数人的聚集。



有资料记载,每个蒙古僧伽平均每年要有二三十两白银的供养成本,和当时要上战场搏杀的八旗兵基本上一个收入水平。如果按此数据计算,蒙古地区每年都要为此支付1250万两白银,平均每户牧民每年都要承担8两左右的白银。



应该公允的说,满清政府是通过尊崇佛教的手段,成功的将蒙古人民进行了人群划分,将整个蒙古划分为僧人和俗人两个部分,并通过鼓励供养的方式,诱导了大量蒙古人投身于信仰。



曾有人传说,清朝逼迫蒙古家庭三个儿子中,必须有一个出家的传闻,这肯定不是真实的,没有任何一部蒙古史书有过类似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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